中国经济超日 象征意义大于现实

       “中日两国GDP总额的差距仅一步之遥。”“二季度中国经济“超日”已成定局。”……在近日中国发布了2009年经济数据之后，“中国经济即将超日”的观点被中外多家媒体同时报道，原因是：2009年中国GDP总量增幅明显，已经逼近五万亿美元大关，即将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

       那么，中国经济果真要赶超日本了吗？经济数据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呢？

       “超日”之争

       2009年，中国官方公布的GDP总额为4.91万亿美元，而同期日本公布的GDP总额为5.07万亿美元,中日两国GDP总额相差只有0.16万亿美元。再加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以11.9%高速增长，由此国家信息中心预计，今年二季度中国国民经济仍将保持双位数增长。

       “乐观的数据”把“超日”的预期推到了极致。

       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债

       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债务危机”也是催生“超日”预期的重要原因，甚至有人说日本可能成为第二个希腊。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考量下，二季度中国经济“超日”看似已成定局。

       然而，在媒体高调讨论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之余，另一方反对此观点的专家给“超日”的说法降了降温：中国今天GDP总量即将超过日本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今天的GDP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及日本在世界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定位。

       “的确，数字变化传递出不争的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进入到稳定增长的阶段。但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以公共设施建设为主的扩大内需措施。姑且不论人民币、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化对这一排名的影响，仅从经济结构布局、人均GDP和国民幸福指数等方面来考虑，中日两国依旧有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所研究员李成勋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乐观数据的另一面

       面对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于“中国GDP超过日本”的争论,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首次对此作出回应。他在出席新加坡APEC首脑会议,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非常坦然:“从人口的规模来考虑,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是当然的事。”

       鸠山由纪夫的坦然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应了李成勋的担忧——人均GDP。

       资料显示，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不过300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3倍多。

       对此，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客观的指出，尽管经济总量提升明显，但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仍在100名之外。中国要在人均GDP的占有额上赶超日本,还是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不能否认，此话说的客气又实在。

       除此之外，接受采访的部分专家提出，“中国经济总量有没有水分？”也是辨别现实状况的重要依据。世界银行多次对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疑问，GDP是否存在“虚胖”是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现实，“超日”不应当是水分之超。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由“虚胖”引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超日”又一个躲不开的话题。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超日”不仅要讲速度，更要讲求“软实力”。城市化、教育、医疗、就业、民生等各方面的水平，都反映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摆脱量高质低的困局。

       而在这一点上，日本当年经济起飞时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恰恰给中国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坦言，现在经济发展到了转折关头，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国富”之后的下一步自然应该转到“民富”的轨道中来。

       马建堂说：“从经济结构方面讲，日本的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达到七成，而中国只有四成；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说，拼资源、拼人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上来。”

       这也让记者想到了《日本新华侨报》中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日”只是和日本竞赛许多项目中的一项，而要真正实现“日本行，中国更行”的全面实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调结构是必然

       那么，既然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对于中国经济“超日的未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目前有三件事要做。

       “首先，宏观经济的比例必须调整，消费占GDP35％，这个比例无法持续。要想方设法把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提升上去，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槛，这就必须减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全是工资税，一定要把税基拓宽，把个人劳动收入加上个人资本所得，同时考虑家庭负担，作为税基。大幅度降低税率鼓励依法纳税，鼓励相关的服务业发展，高税率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打击。”李稻葵说。

       其次，要继续维持一定比重的国内投资，否则内需无法提升。李稻葵认为，如何既维持投资率又不增加产能，需要绿色产能投资，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进行补贴，像新能源汽车、低能耗汽车都应该是政府补贴的对象。财政政策大有空间，财政政策不能只算一两年的赤字，有一点赤字是完全应该的。国有资产长期以来握在手里，对经济效益对发展而言是不利的。短期内搞财政赤字，甚至在境外发债促进结构调整，在中长期通过坚持国有资产，通过大财政的方式帮助结构调整，而不是简单一年一年平衡财政，减少赤字。所以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在未来若干年调整过程中是绕不过去的，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能压下来我们对外市场的依赖。

       李稻葵说：“第三，要完善基本的现代化制度，包括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去新疆采油几乎不用花钱，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导致发展模式的扭曲，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要健全。”

       如此看来，我们欣喜地沉浸在“中国经济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期待中时，更应当理智地看到“差距”所在，相信“真正超日”这一天在不远的将来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