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市场化的宿命——远离了中和思想市场化将是恶性循环

       当一个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波动、长期恶性竞争和制度安排反复无常的格局时,说明理论支持一定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空洞和不足。导致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出现了新技术、新思路、新方式和新方法之后,打乱并突破了过去的运行方式和思维惯性,出现了不适用症。由于不适用引发了各类形态的大竞争、逆行导向,甚至是长期的恶性竞争,更引发了多个经济体和国际合作上的不正常循环。市场化理论当下正处于这般状态,最大缺陷是没有“轴心”,没有主导思想和原则。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一种理论是一种死框架,是一个时代的运作产物,创新实践才具真正的生命力。

       这个“轴心”或叫主导思想,即是中和思想、中和原则。

       现实看,2017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到2018年3月份继续恶化。世界性的体制性大分裂、企业资源大争夺、货币流通大堵截、政府角色大转换、意见大分歧、学术大对垒、市场化道路之大暗淡、金融大风险、集团化利益大倾斜、新闻舆论之大泛滥、经济人本质和社会矛盾等等问题,均在这一年彻底浮现出来。与前38年相比,是体制性、本质性和发展方式性的大跨越,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市场化体制层面看,当今世界颇具代表性的三分天下已成定局:

       一是以公有制为特征的中国自由的市场化体制,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在经济领域全方位发力,形成国有超级建设集团、投资集团模式。其市场化主导思想是以顶层设计调整产业结构,联合世界其他经济体,提出了“命运共担”理念。这个“命运共担”理念就是中和思想。

       二是以自由的私有制为特征的美国市场化体制,特点是以私营资本为核心,以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认同的“总统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其市场化主导思想是我行我素,任性自由。有利则来,无利则去。自立规则又破坏规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合脉路是压倒性逻辑与恶性竞争。

       三是以自由的私有化为基础但分歧较大的欧盟联合市场化体制,特点是西欧发达东欧保守,在统一货币欧元的框架下,43个国家经济体的收益和拉动作用产生了较大差距,导致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思路方式、种族排斥和东西欧民族理念上滋生了较大的分歧。

       至于非洲区域和世界其他国家暂且忽略不计。由此,给刚刚跨入的2018年带来了太多的猜测、太多的疑问、太多的看法和太多的学术争论,等待消化和破解。

       撇开欧盟经济联合体不说,但就从研究市场化未来发展方向层面看,中国与美国最具代表性,最具特色和魅力,对市场化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研究价值。历史酿成了2017年到2018年的经济态势,对研究市场化未来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方法具有千年一遇的作用。2017年和2018年是前40年全球市场化体制达到巅峰时期的年份,如同一个成熟期已满开始爆裂的谷物,迎来新一轮自由的市场化体制,开始发力。2018年市场化动态的研究价值更上一楼,核心在于,2017年是新体制、新政策的铺垫,2018年是效应开始反馈,我相信这些判断是一定的。

       历史上的智慧者和政治伟人总是戏剧性地双双出现,特点是各自代表一整套超前理念和行为,互为较量和竞争,走出一条通天大道。中国三国时期,有了智谋超群的诸葛亮偏偏又出来个满腹心机的司马懿;有了诡诈的曹操偏又碰上哭为上策的刘备。我们这些后人所能提炼出来的经验是,所有智慧的竞争,实际就是思路和方式、方法的竞争。

       一向以自由的私有制为标杆、拿政府干预为说词排斥世界各国政府行为并依次制造各种贸易壁垒的美国,从2017年到2018年更是“大显身手”,反其道而自用之,破坏贸易,破坏自由,破坏国际联盟合作,破坏企业与技术的市场扩张。特朗普自封嘴巴不说,将世界各国本来看好的美国自由的私有制体制也贴上了封条。

       经济学家哈耶克倡导的市场化自由被特朗普演化成了低级的任性和随便,他开始行使总统权利第一个决定就是提议废除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方案,紧接着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设立墨西哥围墙,阻止移民,拒绝中国快递企业(马云)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手机企业(华为)继续在美国市场扩张,召回苹果公司等。到2018年1月底开始改口,在符合美国设立的条件基础上可以考虑重新回到TPP,以拨款互换方式可以抵消墨西哥墙。到2018年特朗普将竞争筹码推向白热化状态,加征中国出口的钢铁和铝高关税,等等。

       通过特朗普的行为我们可以再度提醒被人们淡化的了一个命题:经济人行为一旦失去约束进入完全我行我素的状态,缺少中和思想和中和原则的引导,很容易滑入野蛮的恶性行为,并必将导致恶性竞争,对经济、体制、市场和社会带了的是恶行理念,破坏性极大。人是如此,企业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早在2018年1月中旬达沃斯论坛会议之前,特朗普遭到世界各国政要、经济学家、金融家和公众的评论,铺天盖地。像金融大鳄索罗斯判定特朗普政府即将垮台,伊朗政府批评特朗普的敌对行为越过了国际社会行为准则红线,几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前后进行批评,等等。

       按照美国自由的私有制体制而论,至少企业的跨国扩张是不应该干预的,正常的进出口贸易是不应该干预的,用权力召回本国企业、排斥中国和他国企业等等事例,说明并不是自由的。从美国的产业、物价、药价、人均收入、社会保障、税制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平等,制度缺陷大量存在。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把媒体和美国公民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总统作为自由的标识,大力宣扬在中国的各大媒体上,试问,仅从这个单一的视角论述自由科学吗?有几个经济学家从美国一贯行使的贸易垄断壁垒、封杀企业、随便毁掉国际公约的视角论述自由呢?

       每一个人都崇尚自由,能将每一个人的自由释放到最大满足感,并保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处于良好的竞争秩序,那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但实事可能吗?答案是不可能,或很难。一个人一旦具备了竞争力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是15岁--80岁之间),是靠竞争力来满足私欲和理念的,而私欲和理念是两个永远填不满的宇宙空间。要了还想要,好了想再好,贪了想再贪,近两年中国批量挖出的“老虎”“苍蝇”已经再次验证了人性私欲的周期特性,再严的控制律条,再畅通的披露制度和渠道,无法限制住一个人的过度过激行为。

       如其拍不尽打不死,劳神伤骨费周折,还不如开闸泄洪让每个人彻底自由,结果会出现什么样状态呢?美国正是这么干的。这也是潜伏在美国一个特大的奇怪现象:即美国没有贪官。

       为什么?答案是美国人把利益和货币输送视为合法化。这还不算,更高明的一招是把利益和货币输送纳入政策体制程序,可以价值交换,总统选举程序是典型的案例。每一届总统遴选期间都要招募很多企业的资金支持和人脉支持,等总统执政后,通过制定国家政策给企业和支持人以汇报,而这些国家政策必定挤压了全国公众的应得利益、税赋收益和福利收益,特朗普的税制改革方案就很典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总统是最大贪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和公众可以直接骂总统的支撑点吧。

       所以,一个人的自由定势与私有体制和公有体制一点关系都没有,上至总统下至乞丐,都是这样,唯一的区别是私欲和理念有大小程度之分、种类不同而已。

       我的定义是,美国和西方的自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中国的公有制体制也并不缺乏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不局限于国别的体制形态、社会形态的一种自我发挥,是在可以淡化私德但要遵守公德和法律法规基础上自我张扬的行为。

       值得重视的是,恶性竞争揭示出那些体制性问题和缺陷?从理论上分析,我的定义是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理论和哈耶克的市场化理论的双双破解,甚至也包括对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只可当“守夜人”主张的破解,或者叫创新补充。其中,对经济行为人的破解是剃骨般的透彻,只不过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述出来而已。

       上述我提出了三个新概念:一是中和思想,二是自由的公有制,三是中和市场化概念,非常重要。当一个完全自由的私有制体制整体缺少中和思想、中和原则,那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遵守并排斥大多数公众意愿所谓的自由,是野蛮的行为,是身披黄金脚踏宇宙飞船的原始人群。未来的市场化体制走势必将“中和”立为核心思想,市场化才有了精准的发展脉路和目标,才有了“抓手”,“命运共担”,就是中和思想、中和原则。

       自由主义旗手哈耶克创立了市场化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在世界各国摸爬滚打至今,在中国也运行了40年,没有明确的思想中心和原则是市场化理论的最大空洞和缺陷,因此才出现了各国经济体千姿百态、矛盾叠加和反复无常的制度安排。市场化理论提出的均衡概念,只可以在资源配置层面达到精准使用,但在制度安排、体制统领和发展导向等多个层面是无能为力的。唯有中和思想和中和原则才具有凝聚力、亲和力、协调力和导向作用。尽管中和思想早已蕴含在市场化均衡理论中、蕴含在各国制度中、蕴含在公众的思想和行为中,就像水滋润在每一个人的身体里,但并没有把这个概念系统地提出来用到实际的市场化建设中。笔者正式提出纳入到市场化体制里去,一方面是完善市场化理论,二是为未来市场化发展立一根运转“主轴”，一切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均以中和为标杆，可适用于所有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