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策之内胜为王

中国策之内胜为王

——专访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

       挑战才刚刚开始。

       以美日为首的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而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货币“主动性贬值”与货币“被动性升值”的货币战争也一触即发。“全球经济迟迟难以走出下行周期，决定了未来两三年内全球量化宽松的常态化。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不仅会扰乱全球货币秩序，也将使各国货币政策更加复杂化。”张茉楠接受《中国联合商报》采访时说。

       当前，美元无序贬值引发全球货币秩序紊乱，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张茉楠认为，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和经济强权，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都严重触及货币发行的“底线”，甚至不惜动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闸放水。

       中国正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美国“弱美元”政策已经形成连锁反应。自今年9月初美联储表示将推行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美元对一篮子重要货币的汇率已下跌约6.5%。9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涨1.74%，亦创出汇改以来最大单月涨幅。10月人民币更是接连创下汇改以来的新高。

       据央行13日公布数据显示，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9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7011元人民币。

       “事实上，新兴经济体不应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失当承担风险。”张茉楠说，当前新兴经济体领跑、发达经济体滞后的格局已然确定。在全球资产重新分配中，新兴经济体吸引更多资本流入。

       张茉楠介绍，如今，流入20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游资无论速度和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在美国引领下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全球流动性周期继续高涨。张茉楠表示，以GDP进行加权，目前全球通胀率略高于3%，这意味着全球实际利率为负值，约为-0.6%左右。而且，在过去6-12个月之中，通胀率的升幅已经超过了名义利率的升幅。如果一方面通胀预期升高，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那么全球范围内的滞胀将在所难免。

       据布鲁克斯估计，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资本以年均的规模流入这20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年均规模达到5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78.6%都流向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货币构成升值压力，埋下通胀隐患。数据显示，在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极其巨大。而美林预计，今年中、印、俄、巴四国的通胀率将分别为3.2%、7.9%、6.1%和5.0%。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是出口导向型或资源驱动型的经济体，资本流入也加大了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为此，张茉楠强调，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居多），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本币投放过多，同时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也将导致输入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如果中国逆势而动选择加息，有可能由于各国政策的不协调与博弈而徒劳无益。”张茉楠强调说。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张茉楠认为，货币供给不仅会受到内部需求增长的影响，还会受到外部经济扩张的特殊影响，中国货币供给内生化趋势增强。尤其近几年，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和外汇占款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较大。

       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迅猛增加，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

       张茉楠表示，从历史经验看，自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形成之后，通胀压力、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这种“不可能三角困境”也成为并行出现的问题。

       不过，对于中国而言，张茉楠认为，坚持自身内在完善入手，本着“内胜为王”的原则，货币问题不能仅从增量考虑，还要从存量考虑，中国需要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前瞻性，中国金融资产和储蓄近些年沉淀过大，这是驱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将面临多重压力的考验。

       中国为防范热钱和确保人民币升值渐进可控，加息将变得极为谨慎，甚至可能被迫放弃自主利率政策。如果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输入型的话，单纯的加息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考虑到当前中外现实的利差存在，加息还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和热钱流入的压力。

       未来国内货币政策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动态微调”，但全球流动性泛滥在未来几年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同时，张茉楠指出，调整名义汇率既非世界经济恢复平衡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说它并非必要，是因为通胀抬头也可引发相对价格的改变；说它并不充分，是因为若想实现再平衡，还必须提高国内消费相对于产出的比率。所以，调整名义汇率充其量只是一套更广泛必要调整的助推因素之一。因此，她表示，中国把实际国内需求、家庭消费和经常账户当作目标。但中国应要求其它方面，特别是美国也要同时采取互补性行动。

       而一味地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会损害出口行业，还可能让中国陷入类似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失去的十年”。“中国自然不希望落入同一个陷阱。”张茉楠如是说。

       事实上，在张茉楠看来，日本当年之所以出现那种局面，主要是该国在1985年后运用货币政策来抵消日元升值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所致。而实际上，中日两国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当前的高速增长潜力，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大得多，因为日本那时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已接近美国，而中国现在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大潜力提高消费率。

       “就长久提高国内消费率而言，积极信贷扩张可谓一步险棋。若想提高消费率，须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入手，同时加大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虽然付诸上述行动，首先会牺牲当前某些利益既得体的利益，但长远来看是很有必要的，‘长痛不如短痛’。”张茉楠说，这些举措非常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孙先锋）